《幸存者》
(第一卷:亚洲篇)
仍冒着烟的枪口微微颤抖,土制手铳粗糙的结构震得我虎口发麻,而让我头皮发麻的则是眼前的惨状---
老流氓的脑壳被弹丸崩碎一地,血沫子崩到了我刚换的新皮靴上鲜红的一串。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逐渐接纳眼前的画面,并不断的安慰自己:如果不是他先掏出刀子冲过来,我绝不会动用我护身的宝贝家伙事。
因此绝对绝对不是我的责任。我心里如此确定。
然而,诚实的双腿还是禁不住的迈开,向着一里地外的丛林走过去,然后变为了小跑,飞奔,狂奔。
那里是中缅边境线的方向。
至于跟我一起讨债的好兄弟,早在我愣神的时候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在家乡那个闭塞的云南山头,我的名字是和“没出息”挂钩的。
我是乡亲们口中那个“初中肄业的愣头青”,家境清寒,除了脑子里的一股狠劲,别无长物。而同乡家的李蛋,则是我的对照组。他家境富裕,他爹当着官,来钱虽不正,却足够把李蛋喂养成一个“优等生”。李蛋后来去了美国,进了五大湖地区的东北大学念书,成了全乡的骄傲。那时候,乡亲们背后总嚼舌根:有钱人的孩子能把黑的洗成白的,没钱的孩子只能去干催债。
我没反驳,因为我确实干了催债。我那时的自尊心像野草一样疯狂而廉价,我一心想证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暴力比文凭更管用。
好在如此叛逆的我没忘记母亲的教诲。在我十五岁就已过世的母亲生前最后一句话就是叮嘱我,人这一辈子啥都有可能发生。干点啥,去到哪,一定要思进,思退,思变。
我知道我干的工作就是和一群流氓无赖打交道的危险买卖。为了保命,我常随身带着一把土枪。因此与其说那是一场意外,不如说是必然。在一次收债任务中,我失手打死了人。
我知道,且不说暴力催收和故意杀人,光是持枪就是重罪。我踹开流氓的尸体,迈进了他家,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捧冷水浇在脸上。二月的冷风刺痛我的神经,把我从颤抖中拽出来。我没有选择自首,而是按照心中已模拟了无数次的路线一头扎进了边境的丛林。
一路上警察也许有抓捕我,因为我确实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声和枪响,我不断的避开着传来声音的方向。茂密的丛林时不时闪出人影,我便朝那个方向开枪。我好像听见了模糊的惨叫,可我已无时间理会。
何时进入果敢境内的我已记不清了,我像幽灵一样在陌生的国土上游荡。有两位缅甸人过来搭话,他们操着流利的汉语,给我水和食物,邀请我上他们的面包车。我知道那辆车也许会载我去地狱,可是我精疲力尽的身体选择了臣服于希望。也许想着事情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我做出了那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他们在车上自我介绍说是军人,其中一位甚至是连长,服务于缅甸的家族武装势力。我很幸运的没被抓去当猪仔,相反,我的人生第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他们欣赏我的敢为,更看重我走投无路的忠诚。我被发了更好的枪,还穿上了防弹衣。他们给了我新的身份证和一个体面的工作。在那里,我仿佛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二十出头的年纪,我腰里别着从白沙瓦黑市运来的格洛克手枪,带着一群命大的兄弟,在大家族的赌场间穿梭。
云南的条子曾让乡亲们给我打过电话,劝我回去自首。电话那头,他们又提起了李蛋,说人家在美国读大学,前途光明,劝我回去“改造”。那通电话让我冷笑着挂断了,也让我更坚定了绝不回家的信念。
我曾站在军队的方阵中,披着迷彩,自豪地嘲笑:你们别想逮捕我,我已不再是那个被人瞧不起的小子。我一掷千金,酒池肉林,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已经跳出了因果。
2.
然而,世界的变化总是迅速得让人措手不及。
2023年末,缅甸同盟军发动了“1027行动”。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家族武装在瞬间土崩瓦解。我亲眼看着曾经坚固的防线像枯枝一样折断。军队撤退得毫无章法,混乱中甚至有人叫骂指挥官是北京派来的间谍。
那天晚上,我带上一瓶年份已久的红酒,那是某个输光家产的豪客抵押给我的。我独坐在摇摇欲坠的据点里,一口酒,一口往事。红酒的后劲很大,就像这场战争带来的宿命感,让人在眩晕中感到一丝麻木的解脱。
我也希望这一切只是个故事,但现实是,我必须再次流亡。老街被果敢同盟军夺取之后,我和一部分军人跑到了南佤邦,被当作难民处理,等待我们的是随机的盘查。有些人不走运,被敌军识破了身份带走了,不知生死。我们这些侥幸过关的人则各有打算。有些接受了政府分配的工作和住所,有些自己在南佤邦找落脚点。而我选择离开这里,混在平民中偷渡到泰国,而我的终点则更遥远----美国,那个存在于乡亲们言语描述中的地方,我永远高攀不起的李蛋的学校所在地。那么闭塞的家乡,让我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达泰国后,我遇到了一个中国走线家庭和一对菲律宾黑人兄弟。他们想通过泰国前往墨西哥。那个中国家庭的男人是个精神有问题的退役消防员。他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本想全家通过旅游签黑在美国,但是签证官没通过,因为他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黑人用翻译软件简短介绍自己哥俩是去美国打工的,见他们不愿意多透露,我也识趣的没多问。
我跟着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一起坐上到墨西哥的滚装船。我们的最终地点是美国德克萨斯州。我最后看了一眼萨尔温江的夕阳,转身踏上了横跨太平洋的遥远征途。我不知道大洋彼岸有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去寻找李蛋曾经读过的那所大学。
滚装船上有一个香港人。他会说几句普通话,我曾是中国人。我们很快聊在一起,他对我身上的掸邦军队的制式物品感兴趣,这都是我撤退时偷偷带的。我用狗牌,军服袖章,腰带和手枪换了他一沓美金现钞和一包烟。虽然我并不常吸烟,但这时候急需尼古丁缓解长途跋涉的疲劳。横跨太平洋的航程像是一场漫长的脱壳,当我踏上北美大陆时,那些在萨尔温江留下的硝烟味,早已被咸涩的海风吹散。下船之后我和香港人分开了,他的终点就是墨西哥。
我和其他人坐大巴去美国南边境线。路上遇到几波土匪,他们把我现金拿走了一半,另一部分则留存了下来---我把它们分批塞进了肠胃和肛门,躲过了搜身。这笔现金不能丢,它的用途是贿赂边境警察。此时疼痛和屈辱都是次要的,活下去并带走筹码才是唯一。
当我们终于逃到相对安全的地带,我从身体里取出那些钱,一股刺鼻的“特殊气味”弥漫开来。我不得不去小卖部买了两瓶最便宜的劣质洗发水。我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一遍又一遍地揉搓那些沾着体液的钞票。洗发水的化学香气和美金的油墨味混合在一起,那是一种极其荒诞的味道。
那是自由的味道。
我带着这些被“洗”过的美金,踏进德克萨斯州的滚滚风沙。
(第二卷:德克萨斯篇)
那一叠被洗发水搓洗过的美金最终没能派上用场,因为在德克萨斯州那漫长且荒凉的边境线上,预想中的边境警察并未出现。蛇头带着我们这群“幽灵”悄无声息地穿过了铁丝网,随即便消失在茫茫荒漠中。他们说要去新墨西哥接另一批客户,只留下我们在德州的烈日下自谋生路。有些伙伴选择留在那片干渴的土地上扎根,而我,依旧固执地望向地图的北方——那里有五大湖,有我从小在乡亲们嘲讽声中记下的那个名字:东北大学。
不论以后想去哪,躲不开的一环就是先找个落脚点。我不会英语,和蛇头分别后就没吃过热饭,好在有伙伴说他提前联系了一家华人餐馆。也许去那里不只能吃饱饭,还可以获得一份工作。我怀着这样的念头推开餐馆的大门,迎接我的却是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曾拉我入伙的连长。我们彼此都大为惊异。这位曾在掸邦丛林里指挥若定的壮汉,此时正系着油腻的围裙,在满是蒸汽的炉灶前挥舞锅铲。他比我更早一步从果敢撤离,但和我选择了同样的方向。我和我的连长谈了一下午,我们说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高大壮硕的连长现在不得不在老板面前低声下气,他丢下了枪,拿起了锅铲,凭借在部队里从炊事兵那学来的手艺,来到了这里当了个半吊子厨师,那种巨大的落差让他显得有些麻木。叙旧之余我表明了现在身处的尴尬境地,并拿出了香港人给的美金,恳请他跟店长谈谈。连长的眼中终于闪过一抹熟悉的光亮,承诺帮助我这位老下属。第二天,我成了餐馆的服务员,并获得了一张床位。
5
连长的英语比我好,但还没能到申请签证的地步。有一天移民警察例行来检查,店长让我们这些没有身份的人躲到饭店楼梯间里。我们蜷缩在狭窄的楼梯间,潮湿的霉味直刺我大脑,我侧过脑袋看连长,他的五官紧紧堆在一起,写满愤怒,但又透出深深的痛苦与无奈。
2024年初,又有三个果敢人流亡至此。其中两个是曾经的战友,虽隶属不同家族,但共同的军旅背景让我们迅速聚拢。他们两人在街对面的装卸站当帮工,工闲时常到我们的饭馆吃饭,我们彼此混的很熟。而从那开始,我常有一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心里不免纳闷。
一次,我在日常工作时,一位黑人食客对我招手要我过来。我上前后他把一张名片塞给我,又叽里咕噜对我说了一堆口音极重的英语。借助翻译软件我得以理解他的意思:原来隔壁街区的一个黑人帮派不知怎么听说了我们这批果敢难民的存在,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群实战经验丰富而又没被录入美国档案系统里的溃兵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并希望我们这些人抽出时间来为他们工作——做一些肮脏、危险而又需要专业性的活计。而作为回报,帮派承诺利用自己的社会力量帮助我们这群不被法律庇护的流民,并给予丰厚的薪水。
当天夜深人静,我开了一瓶啤酒找到正在厨房拖地的连长,我边给他倒酒,边怂恿他说,难不成现在这日子你想过一辈子不成?
连长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直勾勾盯着我眼睛。我把酒杯推给他,接着说:“诶……整天提心吊胆的如过街老鼠,就算要养老也不能这样啊。你说对不?”
连长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接着一拍桌子,“他妈的,老子在果敢真刀真枪的干,打下了三个赌场。来了美国怎么就要当缩头乌龟了!?”紧接着他饮尽了杯中的酒,眉头却又缩了起来,“可是没办法啊……你说连个证件都没有,现如今咱们还能干什么啊。”
我微微一笑,又为连长满了一杯酒,“别着急啊连长,咱们能干的事情可多着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冒点风险重操旧业”。说着,我把黑人的名片递给了连长,并把黑人对我说的话又跟连长讲了一遍。“咱们不妨考虑考虑,去隔壁的乱街办事。”
连长等听完我的话,略微思索便拍板决定:“你说的对,咱们弟兄不认命,不能一辈子洗碗!”他的双眼被酒精熏的通红。我们俩碰杯,将剩余的酒一饮而尽。
第二天,那两位战友在我的劝说下也决定加入。那年三月份,我们四个便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到隔壁的黑鬼街区做零活。
6
踏入了德州的暗区街巷的半年,是我人生中一段极度梦幻的时光:我们终于久违的挺直了腰杆,执行任务的报酬和黑人帮派对我们的尊重让我们找回了曾经作为军人的骄傲。 而我们创造的价值远超他们的想象——那些挺着啤酒肚的当地混混,根本没法和我们在缅北练就的冷静和狠辣相比。
然而,这种法外之地的繁荣,在八月的一个深夜戛然而止。
上头要求我们把一个赖账的精神病丢进河里。法院没法判他,但我们必须杀鸡儆猴,以树立帮派的威信。结果,任务完成的庆功宴当晚,那个债务人的妻子竟不知怎么摸到了我们居住的酒店,怀里还揣着一把袖珍手枪 。那个娘们连个持枪证都没有,枪只开了一发就被边上的保卫冲上来用警棍揍的吐血。 然而就是这一发子弹,却在混乱中咬进了连长的腿里。
那一枪成了连长职业生涯的终点,也成了他内心的解脱。帮派给了他两万美金抚恤金,他打趣自己也算带伤退伍了。我请假照顾连长,而另两个战友仍旧去刀尖舔血。想起当初是自己劝连长来入伙的,因此对于他的负伤我心中总不免感到愧疚,他却摇摇手笑着说别瞎想,跟你没关系。
年末的时候,养好伤后的连长决意回餐馆继续掌勺。“我好运只伤了腿,再干下去指不定哪里挨枪子。不如过安全一点的生活。” 连长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劝我道,“你有梦想,去你心心念念的密歇根吧。”除去治疗的费用和日常开销,他的抚恤金只剩一万美金。临别前,他硬塞给我一半,要我在外面混出息了回来找他喝酒。
连长是1982年生人,土生土长的掸邦人,和我这种犯了事跑到缅甸的人不一样。他是不适应颠沛流离的命运的,而我早已奔波多年。当我收拾好餐馆的行李,离开这个暂时的家,我仿佛才真正回到了我熟悉的漂泊生活。
唯一遗憾的是连长这样的性情中人的确难得,人这一辈子,属于遇见一个少一个。记得年初我把从香港人那换的美金给连长,让他帮我跟店长通融一下,争取一个餐馆的工作和一张能落脚的床位。我原以为连长会自己留一部分好处费,但等我辞职结算工钱时才知道,他一分钱都没往自己兜里揣。
此次一别,不知天涯何处能相逢。
7
我捏着介绍信敲开了桑德森火车站一间办公室的大门,用有些生涩的英语向开门的官员问安。那位中年黑人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转身把我让进室内的沙发,随后接过我手中的信件展开来看。不多时,他神色变得柔和许多,我顺势递给他几张钞票,他便拿上一串钥匙领我从后门绕过检票口上了一辆老火车的锅炉间。他叮嘱我列车发车后坐在这里不要动,路上一切的检查便与我无关。说罢他把手背后握着信件转身离去。我盯着他手里的信件,心中五味陈杂。
当我向黑人帮会的负责人提出我要离开德克萨斯时,我原本以为会受到他们的百般刁难——毕竟帮派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没想到他不仅没为难我,反而对我这段时间的业绩表示赞扬。他说,他们在美国南部边境线见过不少华人,大多都是没什么本领的走线客,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求存,像我们这样有本事有风骨的却不多见。
他还给了我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桑德森火车站的乘务办公室找人。他们有朋友在那里,只要我拿点手续费,就能给我运到北方——无论我有没有身份。
火车开动了,哐当哐当的响,窗外的风景慢速飘过。美铁老式火车独有不仅是旅行的浪漫,还有为我这等流浪客量身准备的的构造,锅炉的余温成了我抵御北美寒冬的唯一屏障。旁边的锅炉师傅是西班牙裔。我不会西班牙语,他不会汉语,好在都在美国待久了,我们用生涩的英语交换着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他说密歇根州不是个走线客的好去处,但绝对是机会众多的宝地。他常年居住在穿梭南北的火车上,不懂什么政治,但总能听到各地的人们议论纷纷,说特朗普又要选上了,外面的世界正在变天。 我其实一直对这件事密切关注。作为一个无根浮萍,政党的更替对我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也是无力改变的。
晚上,烧锅炉的老师傅递给了我一件厚实的旧军毯,让我盖着点别冻着。我披着军毯,在闷热的机器声中沉沉睡去。在那片躁动的红光里,我仿佛又回到了果敢,腰里别着白沙瓦的格洛克,二十出头的年纪,一掷千金,我已不再是那个被老家的亲戚看不起的初中肄业愣头青……
然而,世界的变化就是如此迅速。我醒来,天已大亮。闷热的锅炉房让人嗜睡,忘却时间的流逝。我披着厚重的大衣下车,迎接我的是密歇根州足以割破喉咙的寒风,脚踩着五大湖的冻土。 大衣下,贴身衣物的口袋缝着我的全部身家——一沓不厚但也不算薄的现金。是我在这冰天雪地求存的最后的底气。
我再次回到了熟悉的漂泊,但这将是我最后的一场赌博。
(第三卷:密歇根篇)
8
我下车的时候,锅炉间的热气还在衣服里没散。
但几分钟后就没了。
站台很空,偶尔有车经过,但没有一辆为我停下。无论如何,我需要先找到落脚点。耳朵被冻疼了,我用手搓了搓,结果更疼了。我不禁一抽气,呼出便成了白色的哈气。我顺着马路走了一段,才看见镇子。房子不高,颜色很旧,像是早就习惯了冬天。
第一家汽车旅馆要证件。
我把那张临时文件递过去,对方扫了一眼,推了回来,说了句“no”。
第二家更干脆,连话都懒得说。
我开始意识到,这地方和德州不一样。在德州,没身份是危险;在这里,没身份是不存在。
所幸时间还早,比起找睡觉的地方,先填饱肚子更紧迫。我走入街边一家快餐店,一进店里暖气瞬间将我包裹住,舒适的让人放松。我找了个位置坐下,被冻僵的面部和手指慢慢舒缓。我用还有些僵硬的手指,从内衣兜里数出些小面额现金,买了一个汉堡和一杯可乐
也许是交错的冷热麻痹了我的神经,或是长久的平静生活令我忘却了危险。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在陌生的城市暴露财富。
而此时我仍未意识到这一点,专注于用高热量的食物填满自己的胃,从而忽略了人群中某些食客对我投来的闪烁目光。
我吃完饭,披上衣服,拿起行李,走出店门想继续寻找房子,随着我转过一个路口,我感到肩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按住。我回头。
有人站在我身后,影子挡住了灯。是两个本地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穿得不乱,也不像混得多好。
他们说话很快,我没听全,只听见“money”。
我摇头,想继续往前走,然而白人按住我肩膀的手变为死死抓住我胳膊,黑人上前堵住我的去路。周围又有三五人缓缓接近。我那一瞬间心中一凉。
他们把我带进巷子。
没打我,但搜得很熟练,像干过很多次。
钱被拿走的时候,我没反抗。不是不想,是没用。
他们走的时候,黑人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懂。
我在巷子里站了很久,直到脚底发麻。
身上没伤,但人是空的。那种空不是饿,是一下子没了方向。密歇根的风很硬。那种风不是吹,是刮,刮在脸上像有人用指关节一下一下敲你。
报警吗?可能吗?我绝对会比他们先被逮捕。再挣扎一下吧。
那天晚上我没地方去。我几乎什么都没了。我真正的成为了流浪汉。
我在一家洗衣房坐到天亮,暖气坏了,机器一转一停。我靠着墙,脑中飘过一张张熟悉的脸,最后定格在连长,以及连长交给我的血汗钱。我第一次认真想:也许我真不该来。
自打我失手杀人的那个炎炎夏日以来,也许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什么。也许当初我选择自首的话,可以在牢里安心度过余生,再不济也可以痛快的被一颗子弹结束生命,而不是冻饿而死在他乡。
脸上湿漉漉的,是泪还是汗呢,不知何时流了下来,滴在地上,没多久凝固成冰。
9
第二天,当洗衣房开始营业时,我也被赶了出来。我在街上晃悠悠地走,最后迈入一家廉价酒馆。酒馆的客人不少,这是我特意挑选的,只为了让自己缩在角落不被注意。我会尽力的弯腰,让自己看起来小小的一团。偶尔也有侍者上前问我要不要点什么,我摇摇头,然后起身逃去一另个角落。
午后,酒馆的人更多了,房梁上悬挂的大屏幕开始转播一些实时消息。越来越燥热的空气使我的嗓子发干,当吞咽口水再也无法缓解口渴时,我只好拿起酒馆的酒水单点了一杯最廉价的牛奶。
付款的钱是偷的,来自清晨到洗衣房洗衣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想把钱投入自动投币口,但没握稳掉在了地上。圆溜溜的硬币鬼使神差地翻滚着到了我面前,惊醒了坐在地上的我。我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抖,最终一咬牙,顺势把钱摸走。可怜的老太太在地上找了好久,都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了看不清东西。最后她没办法,又拿出了一枚硬币投入机器。
机器轰隆隆开始运作,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入皮肤。我手上拿过枪,淋过鲜血,也曾经过天文数字的黑钱,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如今这枚硬币一般屈辱和罪恶。硬币在掌心烙得发烫。而心中某个冰冷的东西,被现实击得粉碎。
这枚罪恶的钱现在被换成了一杯热牛奶。酒馆的牛奶喝着总有一股廉价酒精的浑浊味。我饮了一口润润嗓子,却润不开心中的孤独。
酒馆的电视里,特朗普大选获胜的消息如惊雷般炸响。红色的浪潮在屏幕里翻涌,酒馆里的白人戴着maga帽子狂欢。
我大脑经历片刻空白后才反应过来今天是总统大选的日子。周围的人群有的哀嚎,有的庆祝,而我仿佛被隔绝在这片热闹之外,心是冰冷的,如同手中的牛奶逐渐丢失温度。
10
牛奶喝完后,我把杯子推到一边。杯底还残留着一层冷却后的石灰一样的白色印记。
我在酒馆坐到傍晚。人来人走,没人注意我,这让我安心。
天色暗下来时,酒馆里多了几张陌生的脸。他们不喝酒,只坐着,看人。看得很仔细。我起初以为是便衣警察,但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警察不会这么耐心。
我起身要走,其中一人拦住我。他没有碰我,只是站在我前面。这人个子不高,穿着旧夹克,说话很慢。他说:“你没地方去。”
不是问句。
我没回答。他看了看我手里的行李,又看了看我空着的另一只手,像是在确认什么。“昨晚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吧。”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他知道我被抢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也不想知道。
他说他们在招人。不需要身份,不问过去,只要你肯干,就能拿钱。
我问是什么工作。他们回答我说:送货。
从此,我成了一名送货员,在不同的货车和人员之间搬运箱子。我识趣地从不过问不该问的东西,比如箱子里是什么。但我晓得其实无非就那几样东西——毒品,枪支,走私物。
我是了解这些的,我也知道他们故意欺负我是外地人才给我仅仅够温饱的工钱。不过我没有什么怨言,依旧勤恳的干着这件本不应该这么廉价的工作。 也许我的精神早已麻木,自尊早已经如野草一样被收割。
不论怎样,我总算有了一份微薄但够用的收入。我开始极度自律地计算每一分钱的支出,一日三餐是最简单的土豆和大米,旨在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几乎攒不下什么钱,但也饿不着肚子。我很明白,以现在的状况,一场意外随时能要了我的命。
就这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三个月后,恰逢中国的农历新年,我收到了上级的接见。会话很简单,告诉我通过了组织的考察期,我证明了自己忠实,可靠。
我升职了。从今以后可以作为打手参与组织的任务。
11
组织的打手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主力,是中坚力量。各个膘肥体壮,手握凶器,遇到争斗往往是冲到最前面的一批。
还有一类是用于撑场面凑人数,站在后方当跟班,在气势上吓唬对方。毕竟帮派的火拼是抢钱抢地盘,不会打到你死我活,证明实力高低就已经分出胜负了。这类人虽用不着拼命,但地位自然更低。不打架的时候就负责跑腿,或者给别人端茶倒水。
我是新来的,上边默认把我归为第二类。我不是很想表现自己的勇猛,也没透露我以前的身份,更犯不着拼命冲险。也许嚣张的我早已死在德克萨斯,我活像断了脊梁的狗,只有陪大佬站场的时候,才在后方挺直了腰杆怒目而视,尽职地发挥我的用途。
尊严更低,工作更累,但赚的更多。虽然仍是会被随意抛弃的棋子,至少不再是“临时工”了。甚至还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干这活计需要服侍人,我的英语水平竟被迫磨练出来了,不得不达到了能与人正常交流的程度。
日子一直憋屈的过了下去,直到5月中旬。
那时,组织的一个干部出去收账,我作为跟班出去撑场子。欠债的是一个中年白人上班族,看见小组长之后立即满脸堆笑,秃顶的脑门子憋得通红。小组长逼问他什么时候还钱,他只是打圆场却不说一句正题。
整个催收的过程在我看来效率极低,我不由得打了个哈欠。没想到这触动了正在骂骂咧咧的小组长的神经,他停下了对秃顶男的逼问。“怎么回事?”他转过来质问我,“困了?还是不满意?”
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当赔礼道歉,应当让这件事轻轻过去,这个哈欠只是个意外,不要惹出事端。然而,就在窝囊的话即将要吐出口时,我脑子里忽然浮现了往日的经历——
“咱弟兄不认命,不能一辈子洗碗! ”连长眼眶发红。
“钱你赶紧收下,要外面混出息了,一定记得回来找我喝酒啊! ”连长笑着把钱推给我。
“人家李蛋在密歇根念了大学,你看看你,成了什么样?”乡亲在电话那头指责。
“啊...那么,你去密歇根是想做什么?”锅炉房的老师傅问我。
我的眼神逐渐坚定,强迫着把半年以来积压的颓废与自暴自弃压下。没等小组长发出下一句质问,我抬头看向他,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
小组长神色一凝。他从没见过有如此盯着他看的人,尤其是面前这对亚裔的黑色瞳孔。但这眼神里却没有仇视,只透出一股自信——让我来。
我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等待别人的回答。小组长的默许就是指令。我走上前去,面对秃顶男。我摆出了我最熟悉的姿态,而刚刚油嘴滑舌的男人不由得一抖。
我是亡命徒,他是善辩手,而我不要需要与他争辩,也不需要殴打他。
接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种专家的老练。
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话,大概我的天赋就是催收。有时,我甚至认为催收不仅是一种阴影下的职业,更是维护欠债还钱规则的使命。我早年在辍学后从事了这一行当,后又受到了果敢的严格培训,更在德州得到帮派的称赞。我知道如何一点一点挑动他们的神经,一点一点让他们崩溃。如同审问犯人一般,只是我要的不是口供,而是还债的金钱。
比起云南的滚刀肉和果敢的亡命徒,这里的债务人大多是承平日久的白人中产。他们有房产、有工作、有家庭,这意味着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 当秃顶男终于在我的嗤笑中吐出了自己BTC的密钥时,他脸上的汗已经密密麻麻蒙上了一层。
一股骚味徐徐扩散出来。他失禁了。
12
任务的流程被如实上报到上级,我心中隐隐有某种预感。
果不其然,在几天后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组织大老板的秘书邀我共进晚餐。此时我心中一松。我的预感得到了验证。
约会的场所是一家高档的法式餐厅,在那里我终于得知组织的真正架构。原来这是一个经营多家赌场为主要收入的集团,组织的大老板就是这些赌场的实际控制者。
因为做赌场生意,自然要面对许多借钱开合约下注,输了又赖账不给钱的人。由此组织上需要一个能人专门去要这些烂账。而我在上次的任务中成功展现了我的能力。大老板的秘书说,想对我给予厚望,更升一步。
这一年,我的人生再次展现了魔幻的连续性:在云南我催债,在果敢我护赌,在密歇根,我全面发展——我成了当地赌场的催收专家。
之后的日子,如鱼得水。我在最擅长的领域里发挥力量。
我赚到了不少佣金。我不再喝威士忌味的热牛奶,而是换成了货真价实的威士忌,我不再去廉价酒馆,而是出入能匹配我身份的场所。当金发女郎在吧台对我投来暧昧的目光时,我知道她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但我没醉,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锅炉房的暗火和大选旁的孤独。嚣张的我并没有死在德克萨斯,但密歇根州的磨炼让我懂得要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我没有去挥霍,而是继续积攒。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隆冬。
连长在视频通话里展示他新买的二手小轿车,他说自己通过难民身份的审查,还考了驾照,现在帮饭店送货又能多赚一点钱,日子更滋润了。我在电话那头为他祝贺。
我们隔着屏幕举杯,共同期盼明天的生活会更好。
没多久,仿佛是黑色幽默一般的必然,我迎来了命运的真正转折。
一如往常,我接到了上面派发的任务。两名徒弟为我打开了赌场的房门,我正了正黑色制服的袖子,深吸一口气走进房间,以一个远打破社交距离的位置坐在了房内的亚裔年轻人身边。
这小子一个半月来频繁出入赌场,一开始还有钱作为赌注,后来输钱了就开始赊账。而今已经倒欠赌场两万美金了。这次他一进赌场大门就被安保重点关注,随着他又一次输钱,我被指派到他的房间里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我看了看上面给的名册和背景调查的资料,心里的某根弦剧烈地跳动了一下。 此时眼前的年轻人恰好畏畏缩缩地抬头,我们的视线相对,他愣住了,而我几乎立刻叫出他的名字---不是资料上拗口的英文名,而是他在家乡的旧名。
13
从小家境富裕的李蛋到了美国上大学就换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貌似要把云南山沟沟里丢人的家乡抛在脑后。不过我是知道,他那当百姓父母官的爹,送他去美国留学只是次要,真正目的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理由的把钱交给他保管,让那些来路不正的黑钱变成干净的美钞,高枕无忧地躺在美国银行的金库。
我看着眼前的李蛋,联系赌场给我背景调查的资料,几乎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我嘴唇有些颤抖,但很快恢复了职业的冷静。
“李蛋?”我又叫了一遍。
眼前的年轻人涣散的神智猛然惊醒,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个曾经家乡的骄傲、他爹手里的金疙瘩、那个被乡亲们拿来羞辱我的“优等生”,此时正眼眶深陷,浑身散发着大麻和绝望的臭气。他没认出我,直到我叫出他旧时的乳名。
那一刻,包房里的空气死寂如坟。李蛋崩溃了,他那些“名牌大学”的虚伪外壳碎了一地。他爹送他来美国转移资产、镀金,结果他在这个老爹管不到的地方,把黑钱一叠一叠送给了赌场。
他骗了所有以他为傲的人,他一直害怕被揭穿,而我这个曾经最瞧不起的混混,却恰恰出现在他的面前,出现在赌场的包房里。以上位者的姿态俯视他。
李蛋身子一歪,从赌场包房的金色皮质座椅上跌倒,跪在干净如镜的大理石地砖上。他上前抱住我的腿,嘴唇呜噜噜地好一顿翻滚,终于吐出了许久未用的家乡方言。
“求求你...”他如此说。
看着李蛋的惨状,我沉寂片刻。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成型。我知道这个计划的风险极高,一步走错,极有可能又回到一年前流落街头的境地,甚至更糟。
不过,因为理想,哪怕失败而我亦无悔。
于是,我没有用那套熟练的催债套路开场,反正之后哪怕上司问起来,我也可以解释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催收方式。我试图用舒缓的语气与亲切的叙旧引导谈话。李蛋的精神逐渐稳定,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坐在沙发上。多时未用的中文略显生涩,但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也不影响我们的交易。
两万美金,对李蛋的家庭自然不是问题,但对李蛋本人是大问题,他是没有工作的。李蛋的爹按月给他转账,而李蛋已经把这个月的钱输光了,甚至还以生病为由,伪造了病例单向家里预支了几万美刀。他爹已经心生怀疑,如果再向家里要钱势必会让他爹有动作,甚至会派人来美国查看情况。这是李蛋绝对不愿面对的。此时我的出现,反而给了他一个无可替代的额外选项。
我做了一个职业催债人最不专业的决定:我咬牙拿出了这半年积攒的血汗钱,替他平了这两万美金的债。作为交换,我向他索要了他的学生身份。既然他已经半年没去学校上课,既然这所学校的留学项目本就是为了赚富二代的学费,那么谁坐在教室里,根本无人关心。
于是,时隔多年,我换上了整洁的学生装,走进了梦寐以求的东北大学。 多年的心结以一种近乎扭曲的方式解开。其实年龄上,我和校园内这些清澈的大学生一般无二。但我深知,我们已是来自于两个世界。
14
我成了“李蛋”。
要说对于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没有一点失望,那是假的。当自己真的走入了大学的殿堂,却发现这里的课程水比华人餐馆的酸菜汤还要水:富二代们的日常或放荡或闭塞,教授自顾自的讲课,以及象征性的考试。学校为了赚取高昂学费开设了国际留学项目,对于学术的严肃性则轻轻的放下。
不过也多亏于此,我得以很好的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更荒谬的是,我甚至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继续用在赌场“勤工俭学”给自己解决生活开支。
我和那些“高材生”们的表现别无二至——甚至因为流利地道的英文口语被本地同学称赞。
李蛋则彻底成了整日泡在风月场所的废物,要说他有什么朋友的话,也只剩那些社会闲散的瘾君子和红灯区的女郎。好在因为上次欠债的教训,李蛋终于学会节约用钱。每个月他爹给他转的钱恰好被他用干净,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刚刚好用来维持他同时三家赌场的白金会员卡和体内的海洛因浓度。
忙碌而充实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随着毕业季临近,李蛋连最后装样子的兴趣都没了,他把那张轻飘飘的毕业证卖给了我。
价格很便宜:三包芬太尼。
我通过赌场的黑市渠道搞到了这些毒品。交易时,他眼里的光已经彻底熄灭了,只剩下对化学幻觉的渴望。他把毕业证递给我时,仿佛递出了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
15
有了知名的学位和长期的工作经验,我一直以来工作的赌场顺理成章的把我聘用为高级经济顾问,老板交给我可观的薪水和宝贵的信任。升职典礼结束的那天晚上,大老板邀我去密室共进晚餐。
密室里的人很少,只有大老板和他的贴身保镖,以及一位年轻的亚裔女郎。
大老板不仅欣赏我的才干与忠诚,更看中了我的“背景干净”——一个刚刚毕业、前途无量的大学生。他说,他已经老了,多家赌场的管理让他力不从心。
他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心腹帮他分担琐事。
同时,他向我介绍那位女郎,那是他的养女梅山和子,一位美籍日裔人士。那是一场关于利益、身份与信任的政治联姻。
又是一年冬季,我已在密歇根度过了又一轮春秋。和梅山和子结婚之后,我获得了ICE颁发的永久居留卡。上面刻着我为自己挑选的新名字:John Smith。
拿到绿卡后,我久违的回到了那家小餐馆,那是我最好的兄弟的安身之所。连长还是那么壮实,他开着去年买的二手小车,载着他拉丁美裔的妻子。
德克萨斯漫天风尘的夜晚,我与连长举杯同庆。我约定将连长聘请到密歇根,做我管理的赌场旗下餐饮部门的总指导。
同日,李蛋在妓女的身上烂醉如泥。
后来,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李蛋给我一个老久不用的手机号码来了一条短信。我足足过了三周才看见。
短信的内容很简单:救我,给我一个住的地方,给我两包药。
再去联系,李蛋再也不回了。
很多年后,家乡的情况才传到了我的耳中。原来当年李蛋他爹不知怎么的拖欠了一群农民工的薪水,上门讨薪的工人都被他买来的维稳和警察打回去了。其中一个彪子气不过,半夜扛着煤气罐炸了他的别墅。结果六十多岁的老头就这样死在自己家里。他一死,马上引来地方政府的关注。没过几天他家就被查封了,钱也被没收了。
他爹一倒,没有家里的供养,李蛋入不敷出。他本在密歇根有房子,被他卖了换芬太尼。有车,被他抵押了换筹码。
一无所有的他绝望地缩在红灯区的臭水沟,向世界求助,可惜无人在意。
尾声
又是一年阳春三月。
我和梅山和子的女儿,通过了东北大学金融系的入学考试。我送她去校门口,她对我天真地挥手。看着她充满朝气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我想起多年前,那个初中肄业、满手鲜血的少年,也曾在这座城市的寒风里祈求一个出口。校园外围墙的砖瓦反射出的朝阳的光芒,我会心一笑。
而在城市的公墓里,一个无名流浪汉的尸体刚刚被处理掉。没人知道他曾是家乡的骄傲,也没人知道他曾叫李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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