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了农民主义的画皮——看毛语录有感

 中共头子毛泽东把工农一众底层人抬得老高,创造了一个逼得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滚出一身泥,磨出老茧皮”的时代。今天我来放拨乱反正一下,说点农民主义的劣等性与累累罪状。

本文既然从毛说起,那便先来谈谈毛这么做的缘由吧。一是他本身就是泥腿子出身,这不必多言。二是为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说白了就是幺买人心,历朝历代只要是靠着农民起义发家的,大抵都是这么做的,这也不必多言。但第三点原因则与历史人物不同了---那便是执政合法性。共产党既然以共产主义为信条建国,必然要与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领导班子划清界限,那便是宣传人民当家作主:历朝历代的开国者把底层人当工具,领导他们去流血流汗以便自己坐上皇位,待政权稳定传了几任皇帝后又变得高高在上起来,和前朝的臭贵族没什么两样了。共产党强化美化农民叙事,目的是彰显自己与历史不同,好似这样便能前无古人地完成从秦始皇开始的每代统治者都在做的千秋万代之大梦......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农民阶级,万恶之源为无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句话放在农民阶级身上再应验不过。从小受不到教育的可怜人,在这世上走一遭,便是政治家的棋子,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国家的燃料和下一代小韭菜的肥料。阶级由认知决定,不想增长也无法增长的认知固化了他们的阶级,使得其世世代代难以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而即便如此他们也如野兽一般乐此不疲的繁殖,他们无法向下一代教育社会的运转逻辑与阶级跃迁的法门,而单将苦难传递了下去。发达的科技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改善不了他们的社会生态位。民主化的浪潮可以减掉脑后的辫子,但难剪掉思想的辫子。

这样的一群人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都是最好用的工具,如同“革命机器的螺丝钉”。这很残酷,但可悲的是这是事实。

农民其恶之二为无能,无能来源于无知。在面临压迫时,首先选择的是忍气吞声,而后选择了底层互害与出卖的零和博弈,直到连这样都没法填满肚皮,或者这群繁殖癌患者发现所处的环境不适于传宗接代了,才想着逃亡或反抗。他们坚信忍一时风平浪静,想把更多的苦难留给未来的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抑或期待着别人能先出头好让自己坐享渔翁之利,他们不断的对统治者是否会变本加厉来下注加码,而赌桌上押着的是自己的劳苦一生。不自奋者,孰能救之?

底层人之所以是底层人,不单指资产,地位,能力,或是认知,而是方方面面---尤其包括道德素养。农民最可恨之恶在于无德。常言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之往往越是穷困的人民,越有一种似野兽一般的荒蛮,劫掠如拾遗,乱伦如游戏,穷乡僻壤出刁民。而这便是某些推崇者所谓质朴民风。在与文明脱钩的阶层里,那样的个体,有些连语言都难以使用;那样的集群,看外乡人如猎物。的确,他们有理由:为了从这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不得不变得如土匪一般。但当扶贫的小牛犊被宰了吃肉,派发的种子被炒了吃米,甚至支教的姑娘被锁在山沟沟生孩子,再多的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这只会证明他们是一种专门为高压环境进化的、丧失了高级情感道德能力的生物性存在。他们不是“没受教育”,而是其生存策略本身就排斥文明。

由此可见,如果你试图通过“教育”或“同情”去救赎他们,你最终会被他们的贪婪与野蛮反向吞噬。而每一次“下放”或“共同富裕”的尝试,本质上都是在用文明的养分去喂养毁灭文明的怪胎-----他们的无德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在历史转折与社会变革之中。上个世纪中华民国的低端人口认为国民党统治高压,于是被共产主义忽悠得集结起来,美其名曰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利用中华民国的新闻自由去办宣扬赤匪的报纸,利用宪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司法及教育自由,开展了极为精密的“合法斗争”。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圣母心,才给了野蛮人烧毁图书馆的火把。最后中国如愿以偿“解放”了,于是,之前打土豪所分的田地都被各种名头征收回国有,因为没了言论自由,工农想叫苦都叫不出,紧接着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三严打...轮番上阵,不知道毁了多少文化遗产,屠宰了多少位“光荣”的人民工农兵和老干部。反观国民党退守的台湾早早实行民主化,达成全面小康,实乃讽刺。当年的中华民国作为抵抗东亚法西斯主力军,且连年动乱早已千疮百孔,休养生息阶段又有赤匪捣乱,这样的国家需要时间以发展,但农民阶级的无知性开始发作,想要一口吃个胖子,想要一个连年内乱的国家马上富足,想要一个刚从军国主义走出的政体瞬间民主。共产党抓住了这样的心理,构造了只存在于故事中的乌托邦---延安解放区。殊不知该乌托邦天天搞肃反、抓特务、打AB团,几乎把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了。而这帮工农却信了空头支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不少抱着一腔热血来到共产党的青年,立了功的功臣,最后扣上了荒诞的罪名,下场极凄凉。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由泥腿子建的党,奉行农民阶级主义,自然承袭了底层人无德的特性,坑蒙拐骗恩将仇报乃家常便饭。纵观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国家,诸如朝鲜、红色高棉、苏联,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站在了文明的对立面。纵然民主是时代的方向,是文明发展的目标,然而许多处于该阶级的群体作为民主的最终受益者却显示出如此的不适应性。我们是否该反思:他们真的配得这种由别人争取到的宝贵权利吗?

无独有偶,伊朗的Reza国王是个理想者,用白色革命把伊朗建设成了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身为“反动落后势力”的国王竟干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勾当,还赋予了妇女选举权。然而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被教会煽动的农民搞革命推翻了。农民如愿以偿推翻了国王后,终于过上了被伊斯兰教会统治的更苦的日子,妇女也丧尽人权。

依旧自作自受,依旧令人忍俊不禁。为什么历史总是重复?不是因为坏人多,而是因为这群“工具”选择了最坏的主人——底层由于对秩序的天然破坏欲,必然会选择那个最能破坏秩序的暴君。 正因此,农民起义不完全是为了追求自由,正如上所说的,农民的无能性让他们总处于观望与忍耐,而真正激起第一个反抗者的动机则是对“翻身做主”的追求,即成为下一任施暴者。这种“暴民-暴政”的共生关系是东亚乃至全球专制史的真正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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